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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建投资增速底部或已出现(3)

来源:未知 | 发布时间:2018-07-24 16:23

 
  某种意义上讲,这会陷入一个两难困境。在这轮紧信用过程中,国企和民企的融资能力分化,二级市场上部分机构甚至对民企债一刀切。从去杠杆和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看,民企作为社会资本是更为合适的,但它的融资能力显然不及国企。
 
  目前正从宽货币逐步转向宽信用,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。民企的融资环境可能会有所改善,但在对城投债和国企债信仰强化下,我们认为政策效果还有待观察。
 
  真正提高民企的融资能力,避免一刀切,需要打破市场对城投债的刚兑预期,让信用研究更注重个券资质,而非企业属性。但显然,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 
  第三,完善按效付费机制,让社会资本从重建设转向重运营。中标规模靠前的央企,多为建筑施工类企业,有重建设轻运营的特点。尽管项目收益率不高,但是在建设阶段有比较大的利润空间,后续再通过补偿资本金损失、约定回购的方式,保障社会资本股权在不损失的情况下退出。
 
  重运营,是PPP和拉长版BT的最主要区别。92号文要求不得将未建立按效付费机制的项目入库,其中包括项目建设成本不参与绩效考核,或实际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部分占比不足30%,固化政府支出责任的。
 
  根据92号文,通过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方式获得回报的,付费机制也需要和项目产出绩效相挂钩。
 
  加快价格和收费制度改革,也是让社会资本真正重运营所需要经历的。价格机制是影响PPP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,如果建设运营成本没有直接体现在使用者的付费上,那么可能需要一般公众的税收所承担。目前公共服务领域的PPP项目,回报机制多和项目运营成本相挂钩,但如果调价失败,社会资本面临着损失压力,也给PPP项目长期可持续性带来风险。
 
  我们认为,一是应该按照社会资本方盈利而非暴利的原则,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价格机制改革。二是回报机制和补贴,与价格浮动关联。让社会资本对未来收入有稳定的预期,愿意参与到PPP中来,当然这还要通过人大纳入预算等方式来保障。
 
  第四,完成市场化转型的城投,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PPP。实际上,一些综合性的城投公司,确实是PPP项目很合适的社会资本方。
 
  首先,综合性城投公司,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施工、建设技术,在当地一般算得上是领头羊了。其次,跟当地的银行关系比较熟,有的还可以发债。再次,一般还会负责具体项目的运营,比如收费公路、城市供电、供热供水等,具有运营经验。最后,跟地方政府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,对当地的情况也很熟悉,这是央企、其它地方的国企所不具有的优势。
 
  54号文之后,关于城投公司能否作为社会资本参与的争论较多。54号文中的严格审查签约主体这一条款规定,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,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不得作为社会资本方。这和2015年印发的国办发﹝2017﹞54号文等文件明确提到的“如果融资平台已经按规定完成转型,就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PPP”相违背。
 
  我们的理解是,54号文所指的融资平台是个广义的概念,如果一个融资平台按照程序完成了市场化转型,退出了银监会的名单,是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的。
 
  第五,尊重PPP咨询机构的专业性,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。PPP项目结构复杂,全生命周期过程中涉及到项目结构设计、融资、运营、退出等多个环节,每个环节又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风险。如何做好规划,让项目能够顺利实施,并非易事。
 
  尽管大规模推广PPP模式已经有4年,但客观地说,地方政府、社会资本、金融机构等在专业上面,还有不少提高空间。让专业的人,做专业的事,咨询机构在PPP发展过程中,应该起到促进和规范的作用。
 
  但这几年,PPP咨询机构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好。一方面是竞争激烈,PPP咨询这么大的市场,很多机构想进来,包括那些原来只做工程咨询的,结果是很多项目咨询费被压到白菜价。另一方面,这么多的项目,政府想快速推进,导致很多环节流于形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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